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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非理性反对”为何会危及社会


  我们变得很容易评价、讨论某件事情是错的,并否定解决方案的合理性、公平性。比如,很多国家的人们都坚决反对增税,哪怕是针对投资收益的累积式增税方案。人们也希望获得廉价优质的医疗、公路系统,但当提议者单独拿出医疗改革方案,让医疗变得更低价,同时由公共财政来提供补贴的时候,反对者仍然会占据多数,因为找个反对理由是相当容易的,例如承担补贴税收的人们并不能等额获得医疗服务。又如,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经济危机期间,决定介入救助大企业,避免引发破产潮,这引来了诱发道德风险的批评,但批评者同时又要求政府不得让那些公司选择破产,或削减大量的工作岗位。

  美国社会生物学家丽贝卡·D·科斯塔认为,当我们越来越善于描述自己反对什么东西,而不是倡导什么东西,就表明“反对”已经从一个文化基因升级到了超级文化基因。在她看来,因为科学系统、社会系统、经济事务都变得越来越复杂,人们很难掌握全面信息,只是从自己的视角或利益立场出发提出不满,并提升到对于任何理性解决方案都抱以拒绝、批评、压迫、忽视、扭曲、排斥和抵制。这种现象是社会发展陷入严重分化甚至引发危机的预兆。

  丽贝卡·D·科斯塔在其所著的《守夜人的钟声: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》一书中指出,人类大脑发展新功能的进化速度,远远落后于人类制造变化和产生新信息的速度,很多情况下,社会中的各个个体都将难以突破自己的认知局限——个体的认知局限汇集起来,就会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。她在书中以玛雅文明的崩溃为例分析指出,一个社会长期无法突破生存障碍,面对挑战拿不出解决办法,就会受限引发僵局。僵局的核心特征就是充斥着非理性反对,人们不愿冒险,甚至不愿给任何建议或方案以试行机会。当僵局长期持续,社会就将出现第二个症状——“以信仰来替代知识和事实”,就像玛雅文明晚期社会那样,放弃了修建水利工程等理性努力,而大兴偶像崇拜,否定危机到来的事实。

  《守夜人的钟声: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》这本书梳理指出了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五大超级文化基因,包括非理性反对、指责个人、假关联、筒仓式思维、极端经济学。“指责个人”的危害在于,回避危机、问题背后的系统性、复杂性原因,而将责任都归咎到个人身上,以实施问责为名逃避危机和问题。书中指出,“我们最难对付、最具有威胁性的问题都是系统性的”,如全球能源、资源危机,环境危机,金融体系的不稳定,“是由各种程序、社会制度、法律、技术、行为、价值、信仰、传统和进化局限性交错在一起的无意间产生的副产品”,仅拿一个或几个环节的责任人“开刀”,只能理解为掩盖事实的表现。

  “假关联”现象同样常见,用关联代替原因,利用逆向论证来曲解证据都是颇具普遍性的假关联做法。关联替代原因的做法,如宣称用手机时间较长,相比使用次数较少的人,更难入睡、更易失眠,这种看似经过科学调查而得出的结论,完全无视了睡眠失调者往往还存在饮用较多咖啡因饮料、饮酒较多、晚间安排娱乐活动以至于打乱了生物钟的现象;又如,宣称节约生活用水就可以解决水资源短缺,忽略了造成资源短缺的最主要原因是现代工业产业需要耗费、浪费大量水,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短缺问题,显然只能从改进工业体系入手。逆向论证旨在根据现有结果、事实,倒推事件进程,错误的构建过程,并由此得出与事实完全不符的结论。

  “筒仓式思维”旨在将复杂的事物、事件进程,简化为分散的、易于管理的组成片段,这是人脑所习惯的认知倾向。作者举例指出,筒仓式思维是造成美国医保改革等公共政策改革调整,陷入瘫痪的重要推手,因为医院、医生、保险公司都形成了各自的利益筒仓,很难建立良性的协作。书中在谈到极端经济学时,指出过度商业化、将经济之外的社会、文化、家庭等问题用金钱指标加以衡量,已经使得科学创新受到腐蚀,不具盈利前景的科研项目甚至无法获得起码的资助。

  要走出僵局,摆脱(虚假)信仰的束缚,大胆探索,勇敢改革,敏于创新,在公共政策、商业、社会、文化、科学等许多领域都应当突破上述五种超级文化基因的束缚,开发出新的认知工具,创设利于得出洞见的环境。作者以孟加拉国经济学家、诺贝尔奖得主尤努斯完善和推广面向穷人的小额信贷的案例指出,尤努斯的实验之所以能成功,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克服了根深蒂固的超级文化基因——不光是银行家,很多人对于向穷人发放无抵押贷款都持负面看法,但尤努斯没有因此向这样的非理性反对声音让步,努力澄清一直以来穷人受到的妖魔化式描述(即指责个人的超级文化基因,认定穷人的穷就是因为懒惰且无节制、无能力),还批驳了穷人还贷不良记录的假关联(穷人没有资产跟不还款不存在直接联系)。尤努斯战胜的另一个超级文化基因是筒仓式思维,证明穷人抱团起来,能够形成一个增进团结和彼此监督的信用环境。尤努斯的行动,还成功地证明了极端经济学的考量原则,是短视的。

  《守夜人的钟声: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》讨论了突破超级文化基因束缚的具体方法。如果情势非常危急,就要同时针对各种现象都采取缓解策略,通过策略集合来产生累积效应,这就是书作者所说的“当问题已经庞大复杂到了你必须抄起家伙就朝它砸的地步,那么就连厨房里的水槽都能用得上。”书作者还建议,为解决生态、能源等方面的严重问题,公共部门和公众要保持足够耐心及包容,可引入风险投资的模式,鼓励创新,通过高水平的试错探索,来寻找能够解决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方案——在避免道德风险的前提下,要避免苛责决策者和创新者。

  要解决危及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危机,就这样的复杂性问题得出长期方案,要恢复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平衡,如增加公共财政投入,奖励新闻媒体、科研机构等出产有益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新闻报道产品、科研成果,打破过去以来束缚这些机构的陈规定律(例如过于严苛的科学实验伦理法则)。